复兴视野下的三个甲午年
张宗尧
公元1894年、1954年、2014年是中国近代以来走向复兴的三个农历甲午年。六十一甲子，一百二十年一轮回。苍海桑田，人间巨变。“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习近平2014年4月1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
人类历史总是伴随着战争的魔咒。中国近现代史也没有例外。从民族复兴的视野看三个甲午年、三个历史节点，可以帮助我们以史为鉴，审视今天、面向未来。
1894——甲午之殇
闭关锁国 落后挨打 其兴也勃 其亡也忽
中日甲午战争为什么爆发？晚清为什么战败？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为什么迟到了一百多年？回答这些问题，还需从1894年上推一甲子。
19世纪初叶，西方列强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崛起后，竞相在全球进行血腥殖民扩张和掠夺，同时进行文化渗透和精神奴役。它们倚仗坚船利炮恃强凌弱。闭关锁国，积贫积弱的大清帝国就成为加害最深的国家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求和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下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历时1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反帝反封运动。太平天国不承认《南京条约》，禁止鸦片，英国等列强“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清政府逢战必败，分别与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例》，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割让60万平方公里。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园明园后，清政府又与英法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沙俄趁火打劫，不仅签下了中俄《北京条约》，还于1864年通过《中俄勘分面北界约记》，强占了中国北方领土144万平方公里。
1861年咸丰死于热河，同治即位；同治短命，光绪继位。慈禧专权，垂帘听政。光绪亲政后，帝党、后党明争暗斗，晚清政权危机四伏。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已轮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建王朝的统治，亲王奕忻和地方大员曾国藩、李鸿璋、左宗棠以及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推行“洋务运动”，标榜“自强新政”。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清政府才看到东南海疆受日本威胁，新设海军衙门，派李鸿璋“大治水师”。到1888年，建成了拥有22艘舰船的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然而，这些改良之举都停留在“器物”层面（形而下），晚清统治者夜郎自大、 （天不变道亦不变），帝制老化（“三纲”、“五常”），朝庭腐化（挪用海军经费整修皇家园林），社会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运动），大清国已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主张“脱亚论”，仿效英、德等欧洲强国开疆拓土，武力扩张。明治政府制定“大陆政策”，图谋先取朝鲜和我台湾，再占我东北、蒙古，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世界。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把“大陆政策”提升到侵略扩张的国家战略。军国主义成为日本立国之魂。日本的战略核心是打败中国。它仿效西方列强“强权即公理”的实力外交路线，在谋取琉球、进犯台湾后，又加紧对朝鲜的渗透。1893年，日本又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近代化军事体制，年度军费开支占到国家预算的四成，形成军民高度融合的军工产业链，通过采购和自建，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海军拥有55艘舰船，其一部分快船快炮的质量和速度超过北洋舰队。它的陆军部、海军部乃至在华商社织起严密的谍战系统，对中国的地形及海况了如指掌，只须一个借口，便可对华开战。
反观晚清政府，对日本的崛起和扩张野心以及强军举措茫然不知，夜郎自大地视日本为“弹丸之国”、“蕞尔小国”。对日本以朝鲜为跳板侵犯中国大陆的阴谋毫无察觉，朝廷上下以为主子（慈禧）庆寿为第一要务，甚至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为慈禧庆寿和颐养天年（1894年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六十大寿）。清政府固守腐朽没落“朝制”，军事改革局限在“器物”层面，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军仍是一些拿着新式武器的旧式军队，不能形成近代化的战斗力。待到“学生”向“老师”开火时，才如梦初醒，被动挨打，逢战必败。
1894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日本借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约定浑水摸鱼，让驻朝使馆怂恿清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夏袁世凯促清政府出兵镇压。清政府派兵2000进入朝鲜牙山。日见清中计，立派12000军队占领仁川至汉城战略要地，形成对清军的包围之势，并于3月23日占领朝鲜王宫，囚禁国王李熙，诱逼大院君李昰以傀儡政权下令废除朝鲜与中国的一切条约，并驱逐驻朝清军。李鸿璋乞求欧美列强调停未果，只好遵光绪之命增援牙山，租英国三艘商船运送2000清军，并由北洋济远等三舰护送。另有一万清军从陆路渡鸭绿江进平壤，以企应对朝鲜王室之变。
7月25日，日军以吉野等三艘快船快炮偷袭清运兵舰船，北洋广乙号被鱼雷击中，高升号运兵船被击沉，700余人殉难，济远号击退吉号后无心恋战，返回旅顺。同一天，日军在朝鲜牙山袭击清军，主将叶志超率部逃往平壤。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史称中日甲午战争。
9月15日，日军分四路进攻平壤，逃将叶志超率两万清军只作消极防御，总兵左宝贵被飞弹击中牺牲后，贪生怕死的叶志超令部将在平壤城头竖起白旗，率部从后城门仓皇出逃，退回中国境内。至此，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就落入日本手中。唇亡齿寒，战火蔓延到鸭绿江。
同在9月15日，清政府雇用五艘商船运援军去朝鲜，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18艘主力舰船护航。17日，一支悬挂美国旗的舰队疾驶而来，逼近后12艘舰船突然改升日本旗，黄海海战打响。北洋超勇号中弹起火，扬威号搁浅。旗舰定远号受重创，丁汝昌受重伤，让管带刘步蟾代指挥，致远号战至弹尽船伤时，管带邓世昌下令撞沉日吉野号。致远号不幸被鱼雷击中，倾刻下沉，250余空兵遇难，邓世昌殉难时，年仅46岁。黄海之战历时5小时，暮色苍茫时分，日舰退走，北洋船队驶回旅顺。李鸿璋为保存实力，命舰队躲进威海卫，不准出海迎敌。初战失利，慈禧发话：“但求从速和解了结，免得耽误做寿”。然而，日本则按既定战略，分水陆两路侵犯中国。陆路以朝鲜为跳板，过鸭绿江占九连城；海路袭取大连，攻占旅顺。日军占领旅顺后，兽性大发，屠杀平民，全城两万多人只留下36个埋尸的人。
1895年1月，日军从陆路包抄威海卫夺取了南北炮台。海上用联合舰队封锁威海卫出海口，炮轰北洋舰队10余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列强趁机瓜分中国。
1895年3月20日，李鸿璋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与日首相伊藤博文谈判，于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实际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割让中国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商埠开厂，产品免收杂税。
沙俄对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心存介蒂，便联合法、德进行干涉，并派海军在日本海示威。日本遂再向中国索取3000万两“赎辽费”退出辽东。
日本甲午一战击败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激起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1896年6月3日，沙俄以帮中国要回辽东为借口，透逼李鸿璋签订《中俄密约》，规定遇有战事，俄船可驶入中国所有口岸，俄国可修建从海参威经黑龙江到吉林的铁路（即中东路），一年后又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1887年，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出兵强占胶州湾，于次年取得租借胶州湾99年的特权，并在青岛刻下纪念碑。
1898年，法国通过《广州湾租界条约》，把两广和云南据为势力范围。
1898年6月，英国以“南拒德国”为名，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以“北抗俄国”为名，租借威海卫，并把长江口占为其势力范围。接着，美国又向晚清政府提出“门户开放”要求，要求承认美国在别国租界和势力范围内均享有同等权利。美国不费一枪一弹，渔翁得利。
就这样，甲午战争前后几年内，外国列强在中国争相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深陷民族危机，中国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今天应该从1894甲午战争这段屈辱的历史中汲取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启发呢。今年4月1日，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给出了中国答案。他说：“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科技、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第一方阵之中，近代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落后于时代发展步伐，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入侵不断，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穷则思变，乱则思定。中国人民经过逾百年前赴后继的不屈抗争，付出了几千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所以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会这样做下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是否与时俱进中国化，制度是否民主法制本土化，器物是否科学进步现代化，决定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甲午战败后，中国人民经历了一甲子的摸索和抗争，才在共产党领导下选择了马列主义，找到了人间正道。
1954——甲午之光
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 走向复兴 任重道远
1954年再逢甲午，这一年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又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光明代替了黑暗，换 了人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面临重大战略决择。
1950年——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党中央毛主席适时作出了“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的战略决策，以巨大的牺牲，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打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意志和力量，打出了半个世纪和平建设的环境。抗美援朝战争一方面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重新认识和对待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军事斗力。另一方面，苏联斯大林也从这场战争中见识了毛泽东的韬略和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可以视中国为苏联的战略伙伴，因而乐于帮助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1953年我国编制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1954年是实施“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新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其最大的亮点就是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目。这对于当年“一穷二白”中国来说是雪中送炭。“一五”计划的实施为我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初步形成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十年后的“两弹一星”终于奠定了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大国地位。
1954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部根本大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人民政协参政议政，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五四宪法”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总原则为前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体系，以及坚持道理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基辛格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毛泽东是建国之父，他统一了全中国。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结束了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
1954年，毛泽东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强调：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打了一场正义战争，赢来了冷战格局下的和平建设机遇期。同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党和人民艰辛探索，艰苦奋斗了又一甲子，才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2014——甲午之兴
改革开放 和平发展 强国强军 复兴在望
2014年再逢甲午，在新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总目标。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为主要内涵，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思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国以脱贫人数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成就，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赢得了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点赞”，也遭到了少数国家、少数政客和右翼势力的“羡慕、嫉妒、恨”。美国借“中国威胁论”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右翼政客借“中国威胁论”，“拜鬼”（为军国主义招魂）、“修宪”（为二战侵略历史翻案）、“解禁”（力图把自卫队变成走向全球的军事力量）。近年来，日本假美国之威，蓄意制造“购岛”闹剧，公然策应菲律宾是一两个国家南海闹事，企图重蹈覆辙，成为步步升级东亚紧张局势的“战争幽灵”。
然而，2014年不是1937年，更不是1894年。“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今日中国，不是65年前的民国，更不是一百二十年前的晚清。基辛格说，世界上每一百年必然有一个大国崛起。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崛起，是历史的规律，也是世界的机遇。“国强必霸”不是我们的选项。正如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的那样：拿破伦曾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当他醒来时，世界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只狮子已经醒了，但他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历史文化、历史命运、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条自己的路，就是和平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实现中国梦，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吹响了新一轮全面改革的集合号。目前，这些改革举措都建立了总台帐、明确了责任制，正在逐项抓落实。“深水区”、“硬骨头”、“利益藩蓠”、贫富差距、贪污贿赂等等，是我们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行百里而半九十，未来一二十年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在事关发展道路、核心利益、价值观念、制度完善等大事大非问题上，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最要紧的是共产党内部不能出问题，军队不能出问题、民生不能出问题。经济科技是硬实力、政治是大局、文化是软实力、社会是根基、人是决定的因素，生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的素质的综合反映，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才能形成综合国力。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我们才能理直气壮讲中国声音。提中国方案。和平发展需要和谐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世界经济深度融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和平环境是乞求不来的，所谓不怕事，就是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特别是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不会妥协，不会退让，不会交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战争是外交的最后选项。所以，强国必须强军，铭记1894年甲午之耻，知耻而后勇，强军是政治、是大局、是太平，经费、装备、军人三要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从严治军，依法治军是建设强大国防和现代化人民军队的要义，所以对军中的害群之马必须严惩。打羸信息化时代的战争，空军隐形化、海军集成化、陆军机动化已是常态，有备才能无患，有战略思维和大智慧，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不是只有维和的义务而没有备战、防御的权利，最危险的时刻，和平环境是打出来的。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德国文学家莱辛说，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说过，“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习近平选择在今年春季以国家元首身份出访欧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演讲和讲话，传播中华文明、宣示中国理念，表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念，内涵深刻，反响巨大，影响深远。3月28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泊基金会演讲时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战火频频，兵焚不断，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循环发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苦难。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就造成了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的人间惨剧。这段悲惨的历史，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人历来讲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就象人需要空气一样，就象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只有坚持走和平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面向全球凝聚世人共识的中国好声音。道路自信为中国梦明确方向，理论自信使中国梦理直气壮，制度自信为中国梦保驾护航，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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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日甲午战争的消息传到欧洲时，74岁的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高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对这场战争中国战败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作了精辟的点评。
在恩格斯看来，中国战败的直接原因，体现为政府和军方所奉行的被动防御策略。他在书信中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修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封闭的状况，势必被战争来打破。他指出：“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临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恩格斯还深刻揭示了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即农耕文明的自闭性。他指出：“在这里（指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些对抗成份而人为地维护下去的”。在恩格斯看来，农耕文明的自闭性，必然导致军事战略的保密性。他认为：“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的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改变，全部开放他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
恩格斯关于中国甲午战败原因的深刻分析启示我们，面对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经济与军事变革，当今中国的国防战略应由积极防御向主动防御转变，才是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军事战斗力生成方式转变的必然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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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基辛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中国的动荡岁月，这种经历使他们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更加坚强。
毛泽东是建国之父，统一了全中国，他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结束了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部分遗产，同时解放了中国人民杰出的创造力和巨大能量。在毛泽东时代，不能想象能说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话。
江泽民就任之初被外界大大低估了。在天安门事件后，他将中国重新带回到国际社会。
胡锦涛认为，中国曾经饱受动乱之苦，现在需要稳定。
现在中国又有了新的领导人，希望改革党和改革这个国家，再次使中国实现巨大进步。
基辛格在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说，中国最高领导人掌握的权力比美国总统的要少。他必须总是设法在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促使各方面达成共识。
2013年7月16日，基辛格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习近平对腐败问题认识非常深刻，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有能力挑战腐败问题。
同年7月3日，江泽民在上海与基辛格会晤时说，你知道的，象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位非常能干、有智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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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他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安委，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必须坚持总体国安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安安全道路。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